2012年中国宏观政策演变趋势分析

      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适度做好必要的预调与微调，保持前瞻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有效性，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推动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分析认为，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不仅要有利于短期的周期性调整，更应立足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在通胀压力逐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定位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从国际经验观察，本轮经济回落很可能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2010年人均收入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2014年左右达到11000国际元。

      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需要注意的是，增长速度下降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保持稳定增长是未来几年的重要政策目标。而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政策的着力点定位于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就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抑制房地产泡沫，打破行政行垄断，鼓励竞争。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长周期增长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从长周期看，潜在增长率正处于放缓的开始阶段。从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GDP增长率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有三次显著加速。期间，劳动力与资本的增速相对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主要贡献因素。

      而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体现了体制改革的红利。1980年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1990年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4年的10.3％，全要素生产率为之贡献了30％。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0.7％，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目前，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9％左右。主要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都趋于衰减：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完毕；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所剩不多；房地产的畸形发展，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只要能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促进科研、教育、政府效率大幅改善，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与政策因素，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二）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面临的几个问题

      1.调控部门对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的问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控部门是乐观的，企业界是悲观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资界是混乱的。各地政府普遍认为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尤其是2011年财政收入又创了历史新高，这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未来经济下滑估计不足。在信贷收紧、房地产严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欧美债务危机加深等因素作用下，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经济增长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都没有明显下降，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和超常韧性。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只拘泥于观察宏观数据，有可能出现对宏观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对后期经济回落估计不足，从而出现政策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

      2.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元化问题。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部门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外，更要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此轮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它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因此，如何界定和选择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单一还是多元？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目标之间的先后次序如何安排？考验着中央政府的智慧。

      3.通货膨胀根源与控通胀手段的非一致性问题。本轮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2009、2010两年货币投放过多导致的。2011年以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半年来持续回落，通胀问题似乎不再突出。但是，中国本轮通胀的核心根源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叠加形成的，这些因素对紧缩货币都不敏感，一味紧缩信贷并不能控制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但会使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实体经济下来会使需求减小，通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种调控的代价需要评估。在复杂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紧盯着CPI实行货币紧缩，容易造成对实体经济调控过头而通胀又难以真正控制的局面。

      4.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认识不到位问题。目前，许多金融问题源自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民间借贷与影子银行的发展，表明这些金融管制已经难以为继。短期内，因为违约增加，这些活动会有所收缩。但长期来看，只要金融抑制政策不消除，这些活动一定会死灰复燃。积极的应对策略应该是逐步取消管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将这些非正规的金融活动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之下。

      （三）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1．财政政策。中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财政政策要把社会资金的配置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投资等方面，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具体政策安排上，必须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2012年财政政策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补贴、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保障供给、缓解物价上涨压力。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赤字和国债余额规模，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进和强化预算管理，防范债务风险。要抓紧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2．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2012年必须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要注重以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要合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把握好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点并进行合理组合，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监管，防止风险积聚，保持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要加强价格型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系统与民间融资市场贷款利率利差过大问题，以及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利差过大的问题；要有选择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实施定向放松。同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应促进与小微企业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机构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3．税收政策。重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为微观经济层注入活力。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减免税收力度。同时，应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为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应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征收资产所得税，从税收制度上落实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调控理念。

      4．产业政策。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进一步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建立产业退出机制，促进落后生产能力有序退出；要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重点产业调整和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强对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收入分配政策。重在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社会政策重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