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企业生存现状调查（上）

　　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备受煎熬，乃至直接死去。

　　这就是走访大唐移动、天科技、鼎桥、重邮信科、凯明5家为TD-SCDMA标准而生的企业时所了解的现状。跟其他TD产业链中的企业不同，这5家企业只专注于TD产业。

　　从5家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有3家企业的控制权在外资手中。凯明的17家股东中，8家外资企业持股68.76%；天科技的股权待大唐移动出售后有可能全部落到外资手中；鼎桥股东诺西与华为的持股比例是51%和49%；只有大唐移动和重邮信科的股权目前还是中资独有。中外资股东对TD试探性的投资又各有算盘，使得这些TD企业的命运格外脆弱，而它们的易夭折性又放大了TD走势的混乱。

　　6月10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问计8位电信专家后，释放出积极发展TD的信号，一些国际巨头正在看清机会，加紧进入TD市场的步伐。当初，中国政府力主研发自己的技术标准的初衷之一是想带动中国企业在产业中崛起，但在中国缺乏产业基金、风险投资以及官产学成熟配套运作的背景下，政府一厢情愿的初衷不得已被改变。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整个TD产业中，将会看到更多跨国公司的身影。一直高举民族标准大旗的重邮信科和大唐移动，苦撑了6年之后发现，生存、盈利，是比“民族情结”更迫切的压力。

　　2005年底，信息产业部有关领导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TD-SCDMA技术已经成熟，初步具备商用条件”——两年零三个月后的2008年4月1日，TD终于迎来了试商用，但这一天来得有些晚。“试验做了一次又一次，仍然看不到运营商对TD手机的大规模采购，我们实在无法对TD给出一个积极有信心的判断。”在与TD企业的接触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

　　电信运营寡头、同时也是海外上市公司的中国移动当然有它缓行的理由。甚至今天，在TD已进行试商用期间，中国移动也仍然担心由于网络没有完善、基站布点数量不够，如果大规模推广，它会因用户使用效果不佳损伤它的核心资产——用户。

　　工信部的一位官员说，“这些TD企业就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如果你拉它一把就活了，不拉它一把就死了。”但是，在中国现有的电信管制环境下、在电信企业各方利益与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谁有权力也好、动力也罢，来恰当地拉这一把呢？

　　尽管新组建的工信部已经把TD上升为与神六和杂交水稻同等的地位，但是，TD产业链的冬天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政府迟迟不发3G牌照、中移动非市场化选择3G标准的情况下，很难预期TD何时才能大规模商用。当资本再次看不到利益，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凯明倒下。

　　大唐移动：急需“自造血”

　　市场险恶，这家由政策性贷款扶植起来的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行走能力？

　　2002年2月，大唐移动为TD而生。从公司成立以来，大唐移动一直没有改变投入大、产出少的尴尬局面。

　　比如，“为了推动TD的产业化进程，我们投了一亿元资金建立了终端开放实验室。”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在6月23日接受采访时说，“最初我们免费让终端厂商测试，后期象征性地收一些费用，只收个水电费，根本不赚钱。”

　　大唐移动是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集中了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前身)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及产品产业化的优质资源。公司在起步阶段，主要由母公司大唐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大唐移动的国有背景，从1998年起，政策性资金扶持越来越多。从1998年到2005年，科技部通过863计划、攻关计划共投入了1.2亿元，上海市政府投入了5000万元的资金。2004年科技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建立TD-SCDMA项目的专项基金，其中有6000万直接用于大唐移动的技术开发。2004年6月，在大唐移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向其提供了2亿元技术援助贷款。截至2006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先后3次贷给大唐移动8亿元。2006年之前，大唐移动还曾分别获得过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1.5亿元和1.2亿元的贷款。

　　大唐移动因为他的国有体制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性贷款，但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各商业银行为了加强自身竞争力，对贷款项目谨慎了很多。在工商银行后来对大唐移动的评级中，仅给了B+的等级，而银行规定，必须在等级评级上达到A+以上的级别，才可以放贷；渣打银行也曾因为大唐移动的政府背景拒绝过大唐移动的贷款请求。

　　2006年以后，TD试验网进入较大规模建网阶段，资金支出迅速增加，大唐集团无法再给大唐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2005年的数据显示，大唐移动每年的支出与收入缺口在2亿元左右。为了维持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公司正常运营，大唐移动只有依靠外部资金注入。

　　“多年来，公司的资金一直紧张，我们研发人员的工资、待遇比中兴、华为都低。”大唐移动的一位员工说。

　　原总裁唐如安在他任期内亲自分管融资工作，穿梭于各金融机构中间。上述员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唐曾为公司发不出下月的工资发愁。

　　在中移动的第一次招标中，大唐移动即取得了36.68%的市场份额，包括大唐移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投标联合体的27.45%，广州新邮通的5.61%和烽火通信的3.62%，成为中国移动TD网络招标的第二大赢家，但TD设备的预生产、压货和项目实施中，中国移动TD网络基础建设预付费至少在6个月以后才能到账。而大唐移动建网、设备生产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包括厂房、生产设备的购置。仅基站的生产资金需要几十亿，一条生产线就要数亿元。大规模组网后，需要大量工程人员做前期网络规划、建站勘测以及建网工程。此外，大唐移动在TD的标准演进和外来技术演进方面仍然需要资金投入。

　　据电信专家估计，TD招标确定后，大唐移动的资金缺口达到50亿元左右。2007年，大唐移动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46亿元、期限为15年的免息贷款，大唐移动以公司的知识产权作为质押。此举被业内称为“卖身”。在国家政策逐渐明朗后的2007年12月11日，人保集团以战略投资者身份15亿元入股大唐移动，并在北京签署了股权合作意向协议。

　　“困扰大唐移动多年的资金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谢永斌说。

　　目前的资金解决了，但以后国家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给大唐移动贷款还很难说，国家不可能无止境地支持大唐。10个城市的商用足可以支持大唐移动恢复自身的造血机能。然而，市场推广能力是大唐移动的短板，而且国有企业的弊端也在大唐移动身上显现。在3G试商用前夕，国资委任命真才基为大唐电信的董事长，3G标准的始作俑者周寰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被撤了下来，这导致了大唐移动的内部政策和战略失去了延续性，加上高管因战略分歧导致一部分高管和科研人员流失，对企业的研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还要看中移动的第二次招标结果，它就像一块试金石，如果份额下降，说明此次调整的结果是失败；反之，则是成功。

　　重邮信科：山城下的低成本生存

　　由于凯明的倒下，在风投眼里，重邮信科变得更有价值。但是它能超越昨天的自己吗？

　　5月中，当见到重邮信科总经理杨丰瑞时，他正四处奔波筹措员工当月的工资(上个月的工资是通过重邮合办的一所民办学校的借款解决)。不久前，凯明倒下之时，人们揣测下一个阵亡于TD之前的企业会是谁，不少人都想到了重邮信科——这个毫无外资背景，重庆邮电大学绝对控股的、地处西南的企业。

　　但杨丰瑞却不以为意。“重邮信科遭遇困难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请相信，资金对于重邮信科来说，将只是个短期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为了接下来更激烈的市场战争做长期战略规划。”他说，去年重邮信科也曾经有两个月工资缓发、困难的时候，公司领导就自己拿出几十万先给员工解决生活费。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凯明倒了，我们没有倒。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艰苦度日，按照董事长的说法就是低成本运行，所以能够支撑到现在。”

　　重邮信科在3G业务方面研发人员大约有300人，每个月工资总额不到150万元。这些人当中的技术骨干每个月工资可能也就一万元左右，而刚刚倒下的凯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的月工资要在两万元以上。“不瞒你说，我们还有部分研发人员是学校的研究生，按照公司员工管理，但是每个月这些研究生只有400元的津贴补助。这也为我们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杨说。

　　依托着重邮，重邮信科将低成本运用到了极致。公司很多设备采购都是按照学校科研项目报批，国外供应设备的公司因为对大学有赞助计划，所以一些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设备重邮信科可以通过几万美元的低价拿到，同时还可以避免关税。身处耗资惊人的芯片研发行业，从公司2000年成立到现在，重邮信科的运行成本仅仅一亿多元。

　　1998年大唐找到重邮，希望共同进行TD-SCDMA技术开发，时任重邮校长的聂能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教师的科研项目，于是派教师郑建宏带着43人到了大唐。后来为了分散发展，这批人又回到了重庆继续项目研发。2000年时，按照国家的发展思路，创业板呼之欲出。重庆市计委一位领导认为这个项目很有优势，于是将重邮另外两个具有盈利能力的校办企业捆绑组成重邮信科集团，希望借着东风上市。孰料2000年下半年，全球IT行业泡沫破灭，各股票市场单边下跌。创业板推出突然遥不可及，而重邮信科的发展也随着TD的产业进程跌宕起伏。2005年，重邮信科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采用0.13微米工艺设计的TD-SCDMA手机核心芯片——“通芯一号”。

　　但随着TD产业发展，多达数亿元的巨额资金需求变成横亘在重邮信科面前的最大障碍。所以2007年重邮信科和香港时富的注资谈判在业内相当惹眼。根据协议，香港时富将一期投入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重邮信科将把TD-SCDMA技术和知识产权注入，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份额。

　　但谈判在接近尾声时戛然而止。“因为聂总对企业倾注了太多感情，所以对对方的对企业无形资产估值不能接受。最终谈判破裂了。而且我们一定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宁愿放弃一些机会。”杨丰瑞说。重邮信科又重新陷入了一种上顿饱下顿饿的日子。

　　作为最早拿出HSDPA数据卡的两家研发企业之一，凯明的倒下，对重邮信科未尝不是好事。在风投眼里，重邮信科变得更有价值。事实上，风险投资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TD产业进程，就连与重邮信科谈判破裂的香港时富也依然保持了联系。但是所有人都在观望，希望能踏准步伐。

　　“我们现在密切联系的风投有几家，有的也签了协议书和备忘录，有的风投已经认可我们的5.4亿元无形资产价值。”杨丰瑞说，“当然我们现在仍在生死关头，要举公司之力拿下数据卡的入网证。这张入网证可以给风投吃颗定心丸。重邮是否绝对控股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现在对资本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在接受本刊采访后不久，5月27日，重邮信科取得了HSDPA入网证，成为首个通过该测试的企业。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重邮信科的数据卡已经与新邮通签订几万套的订单，而这将给重邮信科带来千万元收入。如果一切顺利，接下来资金将不是重邮信科面临的主要问题。

　　拥有TD-SCDMA基带芯片、物理层软件和协议栈软件，能够为下游厂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重邮信科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和其不能提供TD/GSM双模芯片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在中移动对终端招标提出的几项要求中，双模切换赫然在列。这也是重邮信科一直不被看好的原因之一。据重邮信科管理层透露，接下来公司战略重点将是有意识地引进具有丰富GSM经验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作为依托高校成立的类似于科研所的公司，跟将来外部战略合作可能产生的强排异反应是重邮信科要面临的大问题。在去年重邮信科引进一个斯坦福毕业的博士，结果不到三个月这名博士就辞职走人。

　　“公司的确有很多弊端。”公司副总经理张新福表示。这些大多出身教师的领导层在公司成立最初连简单的商业意识都没有，“签合同不知道哪些内容重要，结果合同制定的条款对公司相当不利而受到商业欺诈。”教师出身的研发人员，总是对技术的执念过强而对市场需求缺乏敏锐反应，有些技术骨干甚至因为不能接受市场文化而离开重邮信科重新回到学校做老师。管理经验欠缺是这个出身研发的团队的致命缺陷。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接下来将要扩大规模的二期TD网络建设和终端招标中，真正激烈的市场竞争才刚刚拉开大幕，而重邮信科面对的是，到今年7月份一大批技术人员的合同将要到期。一旦伺机多时的企业进入产业链，研发人员将成为挖角对象。“公司上下都被挖过一个遍”的重邮信科团队是否能够仅靠着师生情谊就可以维系是个巨大考验。

　　“观念一定要变，打破这个旧世界！”做过老师的杨丰瑞带着手势，话语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在5月19日重邮信科召开的“整风大会”上，重邮信科宣布引入深圳汉捷研发管理咨询公司，将在其帮助下建立全新的TD业务的管理架构、研发体系和人力资源体系。“依照成功芯片企业的规范来重建，同时也是通过管理咨询要换思想，一定要换，不能换的就离开，虽然公司以往极少这样的先例。这是为了长期战役做准备。”杨丰瑞说。

　　“不管怎样，我们是为TD而生，有一种民族责任感，我们也会坚持到底，只要有份额我就挤进去，但是如果悲壮了……”杨丰瑞没有说下去。